人類異於畜牲，最顯著的是「穿衣」。「衣」為人類文化的一部份。「衣」的意義有三：一者護體，二者彰身，三者識別。所謂「護體」，乃出於自然的需要，如冬天為禦寒，暑天為蔽日。所謂「彰身」，就屬於社會性質和文化意識了，它必含有舒適美觀等成份在內。謂「識別」，那就更是文化象徵，包括職業、品級等，如制服之類，學生有校服，軍人有軍服等等。佛教出家人的服裝，也是基於這個原理而產生的。
人類服裝，旣然基於自然需要，文化的象徵，社會性質和文化意識。那麼因地區的自然環境不同，需要的程度自然不同，例如寒帶嚴寒，非重裘不能護體；熱帶炎熱，則輕紗薄布一方，已可蔽日。此外，各國民族的文化，都具有其個別的特質，例如中國民重含蓄，西方民族重暴露；故印度人以披裹美，中國人以縫綴為尚：騎馬的民族早着褲，坐車乘轎的民族，先有裙。又因時代演變，社會由簡趨繁，服裝亦因時代的需要，不得不適應變遷。準此而論，任何模式的服裝，都不能視為絕對不變的真理。佛教出家人的服裝亦不能例外。
佛敎主釋迦牟尼佛，生於印度。他的服裝，自然是古印度式的，及至他成佛得道，組織僧團，為了使人對僧眾有所識別，隨卽規定壞色割截。又因為印度天氣炎熱，無需多衣，於是制定「三衣」之制。所謂「三衣」，卽一條裙子，一件上衣（這兩種為常服），另有一件大衣為禮服。它們的式樣，並未離開印度衣著的範疇。
佛教正式傳到中國，當在東漢時代，那時中國文化已形成一定模式，稱為「衣冠上邦」那時如果叫中國人脫掉中國衣服，繫上裙子，披上袈裟做個印度的比丘，怕是沒有人肯為。再加上長安一帶冬天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嚴寒，如何能行。不但中國人不能，就是眾胡僧，也不能不穿上漢服，外加袈裟。於是就產生了一個起於何時已無從考證的權宜辦法，那就是在中國常服的衣襟上繡上戒綫，以為出家人足以識別的常服，有事（如聽經、禮讚）時則外加袈裟。
佛教從中國再傳到韓國及日本。今天韓國、日本各自有不同的僧衣款式。我們能說他們都不如法嗎？不能！絕對不能。因為服裝非「常住法」，可因時地制宜而有所差別的。不過，我們以為佛教徒，對僧服問題可循如下二途：一者隨其自然發展，各民族保持獨特風格。二者在世界僧伽大會提出議決，統一規定，庶幾可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