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德問題是由人類社會的公共要求而產生的。人們以它作為思想行為的善惡判斷標準，就因為它是社會的公共要求，所以道德是有着時間性、空間性和角度不同的分別。例如中國人「孝」為百行之首，同時也有「移孝作患」、「大義滅親」的德行。古時君主時代的「忠君」與民主時代的「忠於長官」，顯有程度的差別。母性中心時代和一夫一妻時代的貞操觀念，也大不相同。準此可見，社會的型態改變，道德的標準也要改變的。拘守陳跡，死執教條，都是不能符合道德真正的基本意義的。儒者所謂：「放之四海而皆準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的話，僅是指道德的基本精神，而並非是說道德的標準一成不變。
二次世界大戰，人類所受的災害空前，舊有的社會秩序、經濟結構、家庭組織相繼解體。戰爭科技的轉嫁，促使交通迅速，人類接觸頻繁，生產技術發達，物質享受增加。人們在心理上沒有驟變的準備，很快陷於悵惘迷惘，眼花繚亂，無所適從。野心家趁火打刧，興風作浪。戰略武器發展神速，隨時亮着毀滅地球的紅燈。畏懼、苟安、自私、慳貪，成為全人類普遍心理。於是道德失却軌道，貪、瞋、痴、慾達於極點，殺、盜、淫、妄充斥世間，悲天愍人之士，甚至預感世界末日將即來臨，但也有一些高瞻遠矚的人士，却認為這是重建世界共同道德的前兆。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是對的，因為道德是人類社會共同的要求，問題是道德的基礎是不是穩固。基礎札實，雖然不同時空異，仍可適應自如。
我們看看世間一般的道德，大都建立在「我」的基礎上，基於「我」的道德，容易走樣變質。為了「我」，我的家，我的主義，我的宗教，我的國家，損害到他人，雖然並不感覺不道德，其已是不道德，甚至處心為善的人，也會覺得善事非我不做不可，救人救國，救世界非我莫屬，別人救了我反對，不把推翻也要詆毀一番。這樣已成了反道德了。
佛教以「慈悲」為本的善行，是最為究竟，因為它的基礎是「智慧」由智慧觀照到因緣生法的道理，徹底體悟到「無我」，雖沒有一個實我的存在，但却不能否定有一個五蘊和合的行為主體——假我。而這「假我」旣是行為的主體，便須承擔一切行為的後果。如果人類都體認到這個道理，不問其所處境遇，不問社會道德的標準怎樣，都不會行惡道，因他知道害人就是害己，利人就是利已，換句話說如以「智慧」作為道德基礎，纔是永恆的「道德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