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陳家寶
原載於2008年9月份普明快訊
曾太今年六十餘歲，患上了糖尿病和高血壓，所以要長期服用藥物，今天她因為得了感冒，於是來看醫生。與她閒聊，談及她平常的生活時，她說她並不快樂，因為她覺得自己百病纏身，說自己「福報」不好，年輕時要勞動，退休後又因為身體不好，不能享清福。曾太不是佛教徒，但卻有「福報」這個觀念，雖然她所認識的，不一定是佛教的道理，但卻可以從中理解到佛教對中國倫理文化的影響。
研究佛教，對佛教的語言和發展的歷史，要有一定的認識。佛教現存的資料，主要是由漢文、藏文和巴利文寫成。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，還沒有文字的記載，佛所說的法，都是在他的弟子們口中傳誦，方言既不一致，內容也沒有定型。佛教的語言政策，在佛陀時代?已體現出佛教的眾生平等自由的精神，因為佛陀自始就特別提倡保障所有後學後傳佛教的地區、國家的人民，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來學佛和傳教的自由權利。《毘尼母經》卷四云：有二婆羅門比丘，一字烏嗟呵，二字散摩陀，往到佛所，白世尊言：“佛弟子中，有種種姓，種種國土人，種種郡縣人，言音不同，語既不正，皆壞佛正義。唯願世尊聽我等依闡陀至持論，撰集佛經，次比文句，使言音辯了，義亦得顯。”佛告比丘：“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。但使義理不失，是吾意也。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，應為說之。”是故名為隨國應作。在佛滅後的第一次結集，有經律的形成，但第二和第三次的結集，都是口耳相承，並未形諸文字的。直到後四百餘年，斯里蘭卡無畏波陀伽摩王集大德比丘五百人于大寺勘正三藏，載之書冊，才是南傳巴利語系佛典書寫之始，而北傳梵語的佛典，據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說，迦膩色迦王結集毗婆沙，刻文於銅牒，藏于石室，其時大約是佛滅後六百年了。
從我們對佛典翻譯的認識，就知道現存的佛經，有不同的譯本，是自然的現象，而意義上有出入，亦是可以理解的。對於大乘佛教典籍，又有所謂「大乘佛說非佛」的問題，但若從語言學歷史的角度來討論，則不須拘泥死纏於這個題目上，同時經中常說：『是法非佛作，亦非餘人作』，所以不一定是佛親口所說的才是佛法。
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，不但在思想上，而且在語言上深刻地影響了和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學術。作為中國人，於接觸和認識佛法，是明顯地有優勢的，而對於弘揚佛法，我們亦可以利用語言上的優點，當談及一些與佛教有關的日常生活用語時，如「緣份」、「福報」、「輪迴」、「結怨」、「放下」、「執著」、「迷悟」、「妄想」、「平常心」、「本性」等，借題發揮，闡釋佛法，以達到弘法利生的目標。
